作者：

丁艳华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邹京耀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硕士生，现为韩国世宗大学博士生

发表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24年第4期 总638期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

本文为中国传媒大学课题组承担的古籍小组“古籍大众化传播中融媒体优势与策略”课题成果之一

内容摘要

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正广泛应用于现代文明活动中。当前，在我国文化经济发展中，适应数字化语境下的市场逻辑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生存的重要规则之一，也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的重要实现依据。古籍资源的数字化，是指通过数字采集、数字存储、数字处理、数字修复、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对古籍资源进行转换、再现、复原 形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资源形态，并以新的视角加以解读，以新的方式加以保存，以新的需求加以开发利用。古籍因其具备严谨的考古特质，而常以严肃、科学及冷静的方式进行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在媒体多元化环境中，无法唤起大众普遍性关注，也难以使得大众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领略古籍内容中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为扩大古籍传播广度与加强其文化带来的社会效应，古籍文化开始借力于视听手段，比如电视文艺节目、纪录片等大众媒介，同时古籍文化参与媒介发展，形成了双向良性互动，极大丰富了大众媒介文化内容。本文将从古籍视听化传播背后的深层逻辑出发，以古籍纪录片为主要研究案例，分析数字语境下视听手段在古籍传播中的重要性。

一、“数字+人文”逻辑

利用现代视听手段进行古籍传播，背后是“数字+人文”逻辑，该逻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是数字语境带来的突破性观念成果，也为古籍文化进行现代化传播提供了一个科学性导向。“视觉化”在技术层面可以解释为通过数字技术将结构性文献转化为可视化的图像、图表等材料，便可将原本记录于文字或其他非图像媒介载体的历史知识、文化转化成一种“视觉解释”，以此进行感官交互式历史人文数据的视觉演示。德国联邦档案馆的研究员海特伯格（Adelheid Heftberger）在2018年出版了《数字人文与电影研究》，对数字人文与电影研究两个领域的结合做了系统性研究，提供了一种嫁接数字人文与视频资源的有效范式。“传统文化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实则是一个改编过程，对于传播者和受众而言，都是一个意义的梳理、展示、诠释和再创造的过程。”以纪录片等形式传播古籍文化，可以通过特定知识承载者使用具有意识倾向的（视听语言）符码，借用声音与视频等数字技术方式更接近大众形成的符码系统，减少文化交流的障碍，吸引更多大众。

2024年1月，“中国视听大数据”（CVB）发布2023年收视年报，从2021年至2023年，纪录片累计播出集数达117537，可见，国内纪录片市场发展氛围总体向好，前景未来可期。早在2022年发布的《关于推动新时代纪录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就对年轻人纪录片题材偏好进行了数据调研，发现历史人文类比例逐渐升高。历史人文类纪录片在未来仍旧会受到持续关注与支持。随着数字化语境，为了适应融媒体时代，包括古籍文化在内的历史人文纪录片呈现新的一些形态，比如微纪录片，成为寻找民族认同感的重要传播载体。同时，技术赋能下，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可穿戴设备等技术不断从概念走向应用，技术的内生源动力愈发强劲，影响着文化相关权力的分配情况，最终会带来更多新技术形态的纪录片。

二、“古籍”再现与活化

不同于厚重晦涩的典籍史册，“纪录片作为‘写在胶片上的历史’，是一种易解码、更富有感染力的媒介形式。”以古籍为创作主体的电视纪录片作为一种视听艺术，同时作为一种大众传播产品，在传播效果上具有更强的可到达性。纪录片具有独特的视听表达形式，它兼顾了史实与艺术的结合，情理兼备。古籍类的纪录片创作要求考据严谨，除了需要针对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和研究，还需要从古籍的外延中获得具有价值的信息，如当事人的后人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而这些考据不仅能够成为古籍纪录片创作的基础，也能成为其内容架构的一部分，即将大量的采访、文献原文通过影像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此外，在纪录片创作中对于史实的描述不仅可以使用相对传统的展示、口述的形式，还可以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比如纪录片特有的表现手法——情景再现就是之一。情景再现是通过扮演、模拟、特效等手段，加之创作者想象力再现过去事件或场景的常用创作手段，可以很大程度上通过故事的形式将史实内容表现出来，结合娓娓道来或是跌宕起伏的解说词，构成纪录片中最具有影视色彩的段落，具有极强的视觉感染力，将古籍所在时空和当下时空相结合，融古贯今。同时，大部分纪录片的传播与推广面向大众化，可以帮助古籍摆脱束之高阁的困境。通过电视、互联网及新媒体平台，极大降低传播门槛，在引起观众对于古籍的兴趣的同时，也起到了“抛砖引玉”的效果。

根据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的“媒介偏向理论”，古籍属于偏向空间的媒介，其方便在空间上进行传输但却难以长久保存。此外，由于古籍具备较高的文物收藏价值，其流通性具备一定限制。除古籍数字化外，古籍纪录片帮助古籍克服了空间上的传播阻碍，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和通俗化处理，面向大众，使之“活”了起来。另一方面，古籍纪录片又以影像文献、影像志的形式扩充了古籍作为历史遗产的保存方式，与数字典籍一并帮助古籍克服了其时间上的传播阻碍。

数字化与融媒化必将是今后文化传播的趋势，古籍纪录片便是影像与书籍两种不同媒介的有机融合。为更好地完成古籍的大众化传播，传统纪录片的创作必将从内容、平台等多个角度进行调整，诸如在创作中使用更多创新技术与手法，在平台上实现多平台互动等。但考虑到古籍的严肃性，对于趣味、通俗、娱乐和严苛、古板、艰涩两种观感属性之间的把握仍是需要时间去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三、古籍纪录片文本类型

现有古籍纪录片根据主要功能可大致分为文献资料式、创作式等，但从其内容题材上来归纳，则可从古籍内容创作、古籍文化保护等角度进行识别。

1.古籍内容创作类作品。如《方志中国》，该片是2010年在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上线播出的十集大型电视纪录片，主要以方志的内容创作、编纂流传作为主体进行讲述，充分利用电视媒介影像与声音相结合、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内容创作特性，通过丰富的视听艺术手法向观众从创作和流传等多种角度对方志进行展示。以第二集《源远流长》为例，该集先是以情景再现的手法切入外国探险家来到敦煌莫高窟的场景，引入《沙州图经》等敦煌文书，触发观众兴趣点，通过节选文摘的方式将《沙州图经》中对敦煌的描写映射到当下，联结了千年时空。可以说，该片在塑造艺术性的同时，也保证了其作为文献纪录片的准确性。当下，随着数字技术参与纪录片创作，更多形态的古籍纪录片也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2023年，由字节跳动公益联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简牍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以及抖音等网络平台共同完成的古籍活化项目《古籍寻游记》，这是国内首部古籍类VR互动纪录片，以虚拟现实技术再现了二十世纪初“古文献四大发现”——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例如，“明清档案”一集选取清康熙朝传教士南怀仁所缮写的《观候天象并呈立秋至秋分天象图事题本》，通过VR交互方式，使得观众沉浸于中国传统宇宙观所呈现的场景中，以亲临其境的方式进行历史考证，有效激发了观众的参与感。

2.古籍流传与收藏类作品。如《书房里的中国：纸寿千年》，该片于2016年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被称为国内第一部展示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的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主要从古籍的收藏、流传的角度出发，以虞山书派为主的古代私家藏书家作为切入点，生动讲述了古代私家藏书人与古书的故事。该片选取了“赵琦美及其脉望馆、钱谦益及其绛云楼、毛晋及其汲古阁、翁同龢及其彩衣堂、瞿秉清及其铁琴铜剑楼等作为叙述主体”，将原本编纂在纸张上的藏书史通过一定的艺术修饰纪录在影像中。第一集《书香何处》的开头段落首先就引入了一段情景重现，讲述1938年藏书家郑振铎在深夜接到电话，并得知脉望馆抄本《古今杂剧》在这个战乱时代出现在了苏州古籍市场上的消息。这段画面的光线明暗对比强烈，仅有很小一部分画面被灯光照亮，大部分画面都淹没在黑暗中，巧妙设置了关于这本《古今杂剧》的悬念，同时模糊了人物的面部信息，保证情景重现的客观性。除此之外，《纸寿千年》运用了三维建模的特效手法充实了藏书史的影像化表达，第二集《绛云红豆》中钱谦益为柳如是建造新楼的段落中，加入了相应园林建筑以及书柜的三维建模，书香弥漫而又唯美的建模场景不仅能过使得观众更能理解钱柳二人的感情和对藏书的热情，也为纪录片增添了一丝诗情画意。而第三集《汲古留真》更是运用三维建模的手法创造了片中人物想象中的“桃花源”场景，拓展了该片的艺术时空。该片在创作中通过独具故事性和悬念感的情景再现手法以及多次呈现的三维建模特效，赋予史料中看似了然无味的文字以“活”起来的影像，在符合史实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观众了解古籍收藏这一领域的门槛。

3.古籍保护类作品。202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播出了纪录片《古书复活记》。该片着力记录古籍保护和修复工作，以及一些古籍发掘过程。由于涉及古籍修复专业领域，此类型纪录片需要更加尊重客观真实性与科学性，那么如何解决在大众传播层面的隔阂问题呢？《古书复活记》非常巧妙的借助叙事情节吸引观众，比如第一集《古籍医生》中工作人员修复“天禄琳琅”的故事以及第五集《藏地瑰宝》里工作人员进入岩洞收集古籍的情节，都在叙事层面进行了适当的艺术表达，以不晦涩且亲切有趣的表达方式吸引了观众注意力。同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播放了讲述文物保护的纪录片《炮火下的国宝》。该片“综合采用档案、口述、学术研究等多重资料，结合实地调研、重走历史现场，将抗战时期一幕幕古籍文物大抢救的传奇故事，首次以纪录片的方式真实呈现。”相比《古书复活记》，《炮火下的国宝》更加尊重历史真实与精准性，比如采用数字技术制图诠释《四库全书》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借助于抗战时期重要文献视频，以及引用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的日记等真实资料。真实性是纪录片影像的基本特质，当古籍保护工作成为被呈现对象时，对于内容真实性把握与追求理应成为重要创作目标之一。古籍类纪录片之所以面向大众，目的在于传播科学、真实的古籍知识，继而唤起大众对于古籍保护的重视，增强保护意识。

四、发展与展望

数字技术参与下的纪录片可以通过塑造艺术形象、建构艺术空间等途径为古籍纪录片带来具有数字化审美意蕴。是被具象化的古籍内容，包括直觉、情感、思考等诸多审美体验。同时，作为古籍传播与保护工作的途径之一，古籍纪录片是数字技术时代的人文精神建构成果之一，尊重科学理性的同时，应将大众与古籍的认知关系作为重要参考才是诠释古籍的有效策略。从该角度观察，我国古籍纪录片发展仍旧存在一定问题。

首先，古籍纪录片受众基础与传播条件仍需增强与改善。目前，观众群体尚未构成规模，但因受到不同城市、乡村等文化环境影响，加之数字语境传播方式增多，多样性特征却在增加，为扩大受众规模，需要良性传播条件协同发展。比如大力普及传统文化教育，提升社会文化的整体融合性，让更多人获取历史文化知识，更新自身认知与审美能力，提升受众精神文明水平。其次，网络平台碎片传播，容易造成古籍纪录片过度娱乐化。古籍纪录片适当改善认知门槛，吸纳视听媒介的娱乐性与审美趣味对于当前古籍大众传播具有极大益处。但须秉承保护古籍严肃文化底蕴的原则，视听化手段也应尊重其真实内核与物质形态。最后，纪录片作为媒介与文化产品具备一定的工业属性，面对古籍等较为严肃的纪录或创作对象，应注重专业领域人才培养，充分发挥政府、文化行业及科研机构在人才培养上的优势，构建多元化、互补性的古籍传播人才培养路径。

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北京举行了纪录·时代答卷——2023年“大片看总台”发布活动，启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制播联盟”。公布了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纪录片片单，并且与国家文物局合作推出“中华文明纪录影像传播工程”旨在通过更优秀的中华文明影像寻找记忆。包括利用数字动画技术展现中国古籍文化《山海经奇》等，发布会上举办方介绍了制播联盟未来如何融合纪录片行业核心资源和、力量，通过提升中国纪录片品质，构建全新纪录片创制生态等规划与展望，带给了国内仍在坚持记录传统文化题材的组织机构、创作者希望。最后，古籍大众化传播任重道远，古籍保护与传播工作不但要顺应当下融媒体传播的创作思维，还应结合人文视听作品受众年轻化等新变化，继而转变工作模式，提升传播力度，推进古籍纪录片以高质量水平发展。尤其是当下短视频等碎片文化盛行时代，如何抓住公众关注点，并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增进公众与古籍的关系，则是古籍视听化传播面临的紧迫问题。

注释

①肖禹. 古籍文本数据格式化比较研究[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7:3.

②殷乐. 新媒体平台的文化传承:问题与对策[J]. 现代传播,2015,(12).

③中国视听大数据(CVB):发布2023年收视年报. [R/OL].(2024-01-13)[2024-04-10]. http://www.cavbd.cn/news/2024010502.html

④孙振虎,赵甜. 文献纪录片年轻化传播的创新策略——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纪录片为例[J]. 新闻与写作,2021(07).

⑤夏蓉,金震茅. 纪录片《纸寿千年》特技效果下的叙事艺术[J]. 电视研究,2017(03).

⑥炮火下的国宝：古籍大抢救的传奇故事[OL/EB]. https://www.sohu.com/a/429549529_785196,2020-11.